为升本我校部分校、处级领导

再赴兄弟院校考察学习

　  本报讯（刘麦霞）为了进一步做好我校的专升本工作，7月11日至7月17日，校党委书记张继良、校长张景书等校领导带领五个首批升本系的系主任及有关部门领导冒着酷暑，分别考察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宝鸡文理学院、陕西理工学院和安康学院等兄弟院校，认真地了解和学习了他们在教学、科研及管理等各方面的工作经验。

　　考察结束后，7月18日上午，由张景书同志主持召开了考察团成员总结座谈会。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我校虽然具有自己的办学优势和特色，但还存在不少问题与差距。在各位成员充分讨论，知彼知己的基础上，张景书校长进行了总结发言，并对后期升本工作做出了具体的安排：第一，要重视我校办学理念和办学指导思想的确立；第二，要重点抓好办学条件的建设工作；第三，要协调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第四，要突出我校办学的特色；第五，各系、处工作要有安排进度，并定期检查落实；第六，要加强校园环境建设，迎接评估专家的到来。

　　最后，张继良书记进一步强调指出，各成员要认真落实以上各项工作，特别是五个系必须鼓实劲、干实事、求实效，为创建学院干出实绩。

我校召开庆“七·一”座谈会

慰问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

    本报讯（刘麦霞）7月1日上午，我校在四楼会议室召开了“庆七·一”座谈会，隆重纪念建党84周年，并对我校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进行慰问。参加座谈会的有校党委书记张继良，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张景书及各支部推荐的21名老党员和困难党员。

　　会议由张继良同志主持，张景书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对中国共产党建党84年来的历史进行了回顾，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与发展壮大过程中的坎坷经历与取得的辉煌成就鼓励我校广大党员克服困难，创造性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要求广大党员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不断增加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会上，甘新民、郭英勇、沈吉文等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代表分别对党组织的关怀与照顾表示了感谢，并决心在以后的工作中更加努力，为创建学院工作贡献力量。

我校教师学校举办

第十二期教师培训班

    本报讯（刘顺超）8月23日至27日，我校教师学校举办第十二期培训班，对今年我校新进教职工和2004年未参加培训的３０位青年教师（其中研究生7人）进行了专门培训。

　　本期培训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学习政治理论、职业道德、教育法规、校纪校规为主要内容；采取专题讲座、讨论、主题班会等形式，使青年教师的政治理论水平和道德修养以及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得到了提高，爱校、爱岗、敬业的意识得到了增强。

缩短距离   增进了解

中文系举办首届新生家长见面会

　  本报讯（记者  孙 延　刘 明）为了进一步加强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与学生家庭的联系，维护学生家长的知情权，缩短学校与社会距离，9月9日下午中文系在校综合楼二楼报告厅举行“2005级新生家长见面会”。

　　会议包括“系情介绍”、“家长咨询”和“魅力展示”三方面内容。系主任黄元英同志从多角度向家长学生们介绍了中文系的办学思路、发展定位、工作方针及教学科研、学生管理等工作。

优秀学子谱

优秀的民营企业家

             吕  长  江

    在商洛，吕长江的名字是颇为响亮的。因为他是天元大酒店、天元皇家宾馆、天元大厦等三大企业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长江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吕长江，1965年4月21日生于陕西商州，1988年7月毕业于商洛学院农学系，1991年下海从商，从4000元贷款开办小餐馆、化妆品小商店起家，以后生意越做越大。1997年他投资50万元创办天元大酒店，安置就业人员70余名，实现年利税30余万元；2000年投资600万元，成立天元皇家宾馆，安置就业人员160余人，实现年利税100万元；2002年融资3800万元，修建18500平方米的天元大厦，集购物商场、酒店、写字商务办公于一体，是目前商洛市面积最大、功能最为齐全的综合性大楼，安置就业人员420人。

光荣榜

　  ●我校王思怀、左晓民、刘敦俊等主讲，王思怀主持申报的课程《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被评为２００５陕西省普通高校精品课程。

　　●我校王思怀、刘敦俊、王英全申报的教学成果《关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讲授内容及结构体系的思考与实践》荣获２００５年省政府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我校黄元英、高荣发、石启英、张建军申报的教学成果《考试创新的探索与实践》荣获２００５年省政府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我校王思怀主编的《高校党课教程》荣获２００５年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我校耶磊等同志编辑的《创建商洛学院大家谈》栏目在获得陕西省高校新闻专栏类一等奖的基础上，又在2004年度陕西省新闻奖评选中荣获高校校报系统专栏类三等奖。

　　●在陕西省化学会主办，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承办的“首届陕西省大学生化学实验邀请赛”中，我校化学系赵晓锋、田艳辉、任金三位选手获“三等奖”，化学系获“优秀组织奖”。我校是众多参赛单位中唯一一所专科学校。

　　●在商洛市政协主办的商洛各界人士“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书画展览”活动中，我校教师叶玉印的国画作品《北上》获一等奖。

　　●我校数学系第五琼同学在2005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B级）中不负众望，以优异的成绩取得特等奖桂冠。

商洛最早的党组织　　

■　郭　雁

　　商洛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而且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和革命传统。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商洛就卷进了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建立起了当地最早的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商县特别支部和龙驹寨特别支部。

      1927年1月，国民军二、三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共产党员魏野畴任政治部副部长。由于魏野畴等共产党人的积极努力，使我党的力量在这个临时性的革命政权中成为领导核心和方针政策的制订者。2月，中共陕甘区委正式成立，耿秉光任书记，魏野畴和李子洲分别负责宣传、组织工作。中共陕甘区委随后于3月中旬在西安召开陕甘区第一次党代会，制订了《目前工作计划》，提出了“党到农民中去”。党代会根据形势发展，决定改组西安、绥德、渭南地区，新建三原、延安、榆林地委，并成立商县、龙驹寨等三十多个特别支部。

    会后，陕甘区从我党领导的中山学院学员中指派中共党员吴密（又名吴焕然，澄城人）、张楫（又名张克勤，渭南人）、陈祖舜（华县人）、闵培贤（曾用名宋家驹，渭南人）、卫志毅（泾阳人）、吴汉周（长安人）六位同志，利用国民党特派员的身份，以帮助建立国民党商县党部和龙驹寨（在今丹凤县城）区分部的名义前往商县、龙驹寨开展群众工作。1927年4月，中共商县特别支部成立，吴密负责党务工作，张克勤、陈祖舜负责农运工作。1927年5月，中共龙驹寨特别支部成立，闵培贤负责党务工作，卫志毅、吴汉周二人负责农运工作。商洛地区最早的党组织由此诞生了。

    中共商县特支成立后，三位负责同志积极在教师、学生和农民中开展宣传工作，他们深入到板桥、石鸠河、杨家斜、麻池河、夜村、孝义湾等乡村，发动群众反对贪官污吏，打击土豪劣绅，支援北伐战争。在板桥的中川乡（今郭村）帮助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孙占科，建立了商县第一个农民协会。东川孝义湾有恶霸兄弟五人，欺压乡民，横行霸道，当地农民恨之入骨，称其为“五只虎”。特支在路过孝义湾的国民联军旅长程某协助下，处决了“一虎”，为民除了害，也打击了其余“四虎”的嚣张气焰。

    中共龙驹寨特支成立后，积极发动群众，团结上层进步人士，孤立顽固分子，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他们在光华、新民等学校中建立了教师会、学生会，会员很快发展到三百多名。还深入到寺坪山区的八个角子（当时寺坪八个地方的总称），进行宣传鼓励，帮助农民积极分子，建立了八个角子的农民协会，并且利用古历四月初八龙驹寨城隍庙会，召开农协成立大会，扩大宣传；会后还举行游行，组织群众高呼：“支援国民军北伐”，“打倒军阀吴佩孚、孙传芳”，“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等口号。国民革命运动的浪潮，冲击了龙驹寨各乡的封建顽固势力，广泛传播了革命道理。

    正当六位同志在商县、龙驹寨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时，蒋介石在四月十二日于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险恶的形势波及陕西，两个特支的工作遇到极大的困难，党员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1927年6月，陕甘区委将商县特支人员调回关中，商县特支至此取消。7月上旬，刚刚成立的陕西省委将闵培贤等调回关中，龙驹寨特支遂取消。

    中共商县和龙驹寨特支虽然活动时间不长，但这毕竟是我党在商洛地区最早的基层组织和革命力量。他们所进行的革命活动，扩大了商洛人民的视野，使商洛人民在实践中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并为以后中国共产党组织在这里开展革命活动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其历史意义不可磨灭。

我国古代教师称谓的演变

■　王清廉

　　师，是古人对教师的通称。古人将师与天、地、君、亲相并列。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里的师就含有教人知识、授人以渔的老师的意义。

　　先秦时代，人们统称老师为“师傅”。《谷梁·昭公十九年》载：“羁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这就是说孩子成长，不请老师教育，父亲是有罪过的。先秦时还有将老师称作“先生”的，《礼记·曲礼》云：“从于先生，不越礼而与人言。”这一称谓至今仍在沿用。战国时，有将教师称为“博士”的，《史记·循吏列传》载：“公仪休者，鲁博士也，以高弟为鲁相。”

　　先秦直到汉代，还有将教师称作“师资”者，杨士勋疏《谷梁·僖公三十二年》云：“师者教人以不及，故谓师为师资也。”又《后汉书·欧阳歙传》有：“上令陛下获杀贤之机，下使学者丧师资之益。”汉朝鼎盛的时候，太学教师被称为“学官”或 “校官”，《史记·儒林传序》有：“公孙弘为学官”的记载。东汉又把太学教师称作“讲郎”。《后汉书·儒林传》云：“有诏高才生授《古文尚书》、《毛氏》、《谷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也。”

　　“助教”一词最初见于西晋，咸宁二年立国子学校后，设“助教” 协助博士传授经学为国子学校。宋代又改称“教授”。 宋制规定，诸路、州、军所里学校均设教授之职，用经术行义教导诸生，并掌课试之事。各王府也设教授之职，为教授名官之始。对于地方学校的教师，则通称“老师”。金元好问《示侄孙伯安》诗云：“伯安入小学，颖悟非凡貌，属句有夙性，识字惊老师。”

　　明清时期，又恢复“助教”的称呼，并在府学中设“教授”。此外，明代又称掌课试之事的教师为 “教习”，清代称掌管教导之事的教师为“教职”。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尊师的美德，尽管在我国古代对教师有种种不同的称谓，但都含有尊崇、尊敬的含义。比如过去常把家庭教师称作“西席”或“西宾”。古人席地而坐，又以西边为尊位，常请教师坐在西边，以示敬意。除上述以外，教师有“司业”、“监学”、“教谕”等称谓。